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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典出《论语·子路》。
子贡请教孔子：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“士”？孔子认为要行己有耻，是非观念明确，还要不辱君命，有做事能力。子贡又问：次一等的要求呢？孔子则强调必须知孝悌。子贡接着问：那么再次一等的要求呢？孔子回答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”孔子认为，说话一定真心诚意，做事一定坚持到底，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，这是一般人也应该做到的，但也可以算是士了。
可见，在孔子的心目中，诚信守诺，恒定坚持，是最基本的道德操守。今天也是如此，如果一个人说话不算数，做事不一贯，就很难立身处世，很难成就大事。因此，诚实无欺，有始有终，是做人的基本要求。孔子要求弟子们成为管理社会的“士”，而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，标准自然就要高一些。他把言信行果作为士人的底线要求，是希望他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，绝不是固执己见、知错不改。
那么，孔子把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作为对士的基本要求，是否与孟子的说法相矛盾？孟子说过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”不难理解，孟子是说境界高的人要明辨是非，一旦发现自己言行中的过失，就果断改正，而不会沿着错误的路不知回头地走到底。显然，孔子与孟子其实高度一致，他们都认为判断言行是否合宜，要看是否合乎道义。当年，孔子被围于蒲时，盟誓以后得以解围。但是，因为盟誓时受到了要挟，并不真正符合道义，所以孔子没有遵守盟誓。孔子负盟，并非不信。能够明辨是非的君子，是要在坚守道义的前提下，尽力做到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。
孔子当然主张“言而有信”“言必诚信”，他甚至提倡“不言而信”“大信不盟”，他把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作为对士人的最低要求，正是因为其中的那个“必”。“必”就是必然，就是走极端。《论语》记载很明确：“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”他所强烈反对的四种情况之一就是那个“必”，因为如果事情绝对，就走极端。孔子自然清晰地认识到了“能信而不能反”存在的问题。早期思想家都不会在这里感到迷茫，例如，庄子也曾经举例，用来说明以死守信乃是对“信”的误解，所以他说“尾生溺死，信之患也”。如果行为方式偏差了，坚持到底的结果同样可怕。
言语诚实忠信，行为笃敬坚守，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。孔子解释《周易》乾卦中的爻辞，认为“庸言之信，庸行之慎”，日常言论要诚实守信，日常行为要严肃谨慎。自很早的时候起，中国就在这方面有很高的要求，据《周礼》记载，周代有禁暴氏一职，其职责之一，就是对言而不信的人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。《左传》说“志以发言，言以出信，信以立志”，肯定说话诚实守信对于“立志”的重要性。《墨子》也强调说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，犹合符节也。”同样希望人们言行一致。
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是一种庄严而神圣的承诺，应当掷地有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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